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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6200js.com还是文化文体

本文所谓“古代散文界说”,是指古人对散文的界说。散文之“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指体裁,是体制之体,即形式,如字句、声调等;广义的指文学、文化之体,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切特征,不只是形式,还有题材、主题、风格、技艺等。本文用广义散文文体概念。“检讨”指梳理、清理和评判。

现代散文观念,深受近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是文体“四分法”中的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强调感性、抒情性、审美性、艺术性。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不论散文,将散文完全排斥于“纯文学”之外。古今散文观念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但看文学史实际,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仅仅以“纯文学”标准认识古代散文概念是不够的,而应从传统汉语言文章的实际情况出发。

古代散文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古人对散文的界说有许多真知灼见,极具理论价值,但也存在不少片面性。本文试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检讨。

一、散文及相近概念

现代通行的是以“散文”指称古代散体文,“散文”和“散体文”是同一概念。古人只是偶尔使用“散文”这一概念,历代文论著作如陈骙的《文则》、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王若虚的《文辨》、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方苞的《古文约选》等,又如“文说”、“文品”等,几乎没有以“散文”概念来指称对象。古人多以“文”、“文章”、“辞章”、“古文”指称散文,而不用“散文”概念。但“散文”概念已通行百年,约定俗成,故本文仍用“散文”概念指称古代散文。什么是散文或散体文?古人有不同界说。

古代“散文”,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实为不同的概念

古人并不是简单地以广义、狭义“两分法”看散文。最广义的散文,与韵文相对,包括一切种类与形式的非韵文,散文就是非押韵之文章。狭义的散文,只指散体文,与骈文相对。或散文即辞章,是有文采之文,近于现代“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最狭义的散文,特指说理文或叙事文、抒情文,排斥他体。这几种概念往往并行不悖。古人界说散文,有具体的语境,所指不同,内涵各异,不应简单泛泛理解。

散文与古文

“古文”,古人还表述为“散文”、“文章”、“古文辞”、“古文词”、“辞章”、“词章”等。古文是散文正宗,是“文统”。陈衍《散文体正名》,主张以“散文”、“散体文”取代“古文”、“古文辞”之称。[1]实际上,“古文”不能简单化等同于“散文”。古人常“诗古文辞”并称,“古文辞”即多指非诗体的散文;“古文”是正宗、传统、典范,与“时文”或“今文”相对,是时间概念,更是内质界定、价值判断;“古文”又与骈文或小品相对。“古文”具有不同的内涵。

散文与骈文

正统文人以“古文”为文章正宗,排斥骈文。作为桐城古文理论的“反拨”,阮元《文言说》云: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2]

承继了六朝“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念,主张“文”须排偶对仗,有声韵,否则就是“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阮元认为,与散文相对,骈文才是真正的“文”,而无韵散行者只是“笔”,将散文排除于“文”外。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承阮元观点,力倡韵偶之文,主张以“藻饰”、“对偶”、“声律”为“文”之标准,强调“‘文’以‘藻缋成章’为本训”,“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3]刘氏将“文”与“言”、“语”分别开来,认为“文”才是真正的文学,排除“鄙词俚语者”,也就是不承认通俗文的价值。

刘开主张骈散融合,不能偏废。《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说:“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4]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柱《中国散文史》将古代散文史描述为骈散分合演变史,“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5]

古人眼中,骈文与散文,通常是平行概念,不是统属关系。骈散之争只是大散文内部的观念之争。现代不少学者将散文等同于古文,以散文涵盖骈文,即以散文为母概念,骈文为子概念,骈文归属于散文,是不合理的。

“散文”只是指称此类文的一种概念,可做“共名”。文学与经学分离后,散文指经、史、子、集的“集部”之文。“辞章”讲究文采、辞藻、想象、技巧,接近于现代“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以“古文”与“今体”对称,“古文”指散体,“今体”即指骈文,也就是“四六”。同是“散文”概念,内涵各异,要区别对待。

古代散文属于“文体”,还是“文类”?

西方文类概念,是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体性不同的文学类型,每一文类均代表着特有的一套成规。“文体”,是指某一作家或某一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学风格。Style,一般学者译为“风格”,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认为“文体”更近乎style的英文原意。[6]中国古代的“文类”,是指文体的归类类型和具体文体的分类,标准不同,归类和分类不同。古代“文体”,类似西方的“文类”,西方的“文体”,则类似中国古代的“风格”。古代广义散文,多指“文类”,不像现代散文,是“文体”。古代广义散文类下的古文、骈文,有时是文类,有时是文体,序、跋、记、论、说、铭、赞、尺牍等体式,才是具体的“文体”概念。古人论散文,有时指文类,有时则指文体,应认识清楚。

散文文体的“原生态”和“衍生态”

古代散文是流动概念,一直与时俱变。“原生态”文体,是指文体的初始形态,以后演进过程中产生新变,则称“衍生态”文体。散文有“原生态”与“衍生态”之别,“原生态”的散文,言、文一体,骈、散一体,雅、俗一体,道、艺一体,“应用性”、“文学性”一体;“衍生态”的散文,则言、文分离,骈、散分离,古今分离,雅、俗分离,道、艺分离,“应用性”、“文学性”分离。应动态地看待古代散文,仅将其视为“纯文学”之体,仅重“原生态”或“衍生态”,必然“遮蔽”散文史及整个文学史许多真相。

二、散文定义与本质界说

散文的定义,即回答什么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作为文体,古代散文有基本的规定性,就是不押韵,形式上不固定,否则便不是散文。诗歌即使写得再好也不是散文,这是绝对的。

古人多以诗体为参照,比较中界说散文。以押韵与否为标准,屠隆《刘子威先生澹思集序》云:“夫道之菁英为文,文之有韵为诗。”[7]李东阳以有无“声律讽咏”区别诗文,《沧洲诗集序》论诗云:“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8]作者《匏翁家藏集序》又云:“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9]散文就是非押韵之文。

什么是散文?什么是散文的本质?实为不同的概念,古人界说散文,多指散文的本质,可从以下几大方面看。

内容本位

散文的本质界说,多从散文本身着眼,即“本体论”。回答散文是写什么的?写什么的不是散文?古人多强调立意本位,“意”是散文的生命和灵魂,仅具散文形式,不是真正的散文。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序》强调:“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10]吴伟业《陈百史文集序》云:“夫文者,古人以陈谟矢训、作命敷告、教世化俗者之所为,非仅以言辞为工者也。”[11]

内容本位,历代论者所指不同,兹分别论之。

1、载道本位

散文是载道之文,或者说载道的才是散文。“文载道”强调散文的内质精神,形式是其次的。按此标准,很多非载道散体文就不是真散文。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12]为文重在“明道”,仅仅文辞之工是不够的。韩愈《答李翊书》强调“道”是内在的,“文”是外在的,自己自觉培养醇正的“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13]所论之“道”,主要指正统的儒家仁义学说。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中正式提出“文以载道”命题,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而“文”仅仅被视为一种负载工具。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14]明确重“道”而轻“艺”。孙复《答张洞书》说:“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15]朱熹强调:“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16]道与文的关系,是道、器关系,体、用关系。

“载道”说重视散文的实用性,自然重道而轻文,重内容而轻艺术,道、文分离。魏了翁《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说:“文云者,亦非若后世哗然从众取宠之文也;游于艺以博其趣,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故言根于有德,而辞所以立诚。”[17]宋濂《文原》云:“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18]“文以载道”说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将文完全工具化。这种观点推向极端,即是“作文害道”,从根本上否定文学。释契嵩《非韩》说:“夫文者,所以传道也。道不至,虽甚文奚用?”[19]

“文载道”的“道”内涵丰富,可指天道、自然之道,儒家原典之道,理学家之道,或统治之道,或指充实的现实生活内容。实际上,“道”可属于“文”本身,不是外在于“文”。“文”、“道”可以“一体”,不必“文”、“道”分离。

“文载道”与“诗言志”对举,正统文人多视散文为功令之具,是应世文章,而诗歌才是个人的抒情言志的工具,两者分工不同。以“载道”界说散文本质,自然不合现代“纯文学”观念。

有论者强调散文的审美娱乐特质,强调“文”的独立性,是对“载道”观念的超越。汪藻《答吴知录书》云:“经术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冲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为无补于养生,皆废而不用,则加笾陪鼎,殽蒸折俎,不当设于先王燕飨之时也。”[20]强调文章的“调剂品”功能,不同于“经术”的“必需品”功能。

2、抒情本位

散文是抒情的,真情才能创造出真散文。郑樵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21]明代陈嘉兆评陈仁锡《东粤李老师集序》时说:“作文字无一诚立于其间,便是伪理学,伪经济”[22]。郑元勋《媚幽阁文娱·自序》云:“文以适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23]黄宗羲《明文案序》云:“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24]黄宗羲编选《明文海》即以“情至为宗”。1883年,王韬强调:“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25]自抒胸臆,吐露真情,即成“佳文”。

文,心之声,抒写性灵也。李贽《童心说》云:“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6]真人才有童心,有童心才有真心,有真心才有真文、至文。李贽论的是“文学”,主要指散文。袁宗道《论文》云:“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27]说真话、说心里话的才是好文章。顾起元《睡心集序》云:“夫文者,心灵之所变化也。”庄元臣《论学须知引》说:“夫文,心声也。意积于心而声冲于口,如泉之必达,如火之必爇,如疾痛之必鸣号,不待思之而后得也。然虽不思而性灵之所抒洩,天真之所吐露,自有伦有次,有文有理,斐然可观,不待饰之而后工也。”[28]陆云龙《叙袁中郎先生小品》也说“文章亦自抒其性灵而已”。[29]李渔《名词选胜序》云:“文章者,心之花也。”黄宗羲《论文管见》云:“所谓文者,未有不写其心之所明者也。”[30]刘熙载《游艺约言》云:“文不本于心性,有文之耻甚于无文。”“文,心学也。心当有余于文,不可使文余于心。”[31]散文是心灵之文、性灵之文。上述诸论,近于现代“纯文学”散文概念。

钱澄之《重刻青箱堂集序》说:“文也者,载道之器,即达情之言也。”“盖未有非道而可言情,无情而可为诗文者也”[32]。认为“情”与“道”如水乳交融,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将“载道”与“言情”统一起来。

古代散文,载道是“大传统”,抒情是“小传统”,一个是绝对的主流,是“文统”,一个是非主流。“文言情”,现代被绝对化,认为散文只是抒情的。以“纯文学”观念看,人们更认可“文言情”。但我们首先要尊重古人的观念,不应将古代主流散文观念完全“颠覆”,把非主流当作主流,边缘视为中心。

3、说理本位

载道,即是说理,“道”是特殊的“理”。“道”与“文”相对,“理”则多与“情”、“事”相对,说理与载道,同中有异,应分别看待。

理学家和部分正统文人眼中,理即文。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认为文章“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33]毛先舒《文论二》云:“文者,理也。”[34]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说:“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35]陈绎曾《文筌序》云:“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36]赵孟頫《刘孟质文集序》主张:“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经以来,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随其所发而合于理,非故为是平易险怪之别也。”[37]散文即说理之文,与诗言志抒情不同。这是对散文本质的独特认识,自有其合理性,但将理与情、事对立起来,是对文的狭隘化理解。

4、叙事本位

诗文比较,论者多强调散文的叙事特质,有别于诗的抒情。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云:“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38]明张佳胤《李沧溟先生集序》说:“诗依情,情发而葩,约之以韵;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以篇。”[39]吴乔说:“文之辞达,诗之辞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辞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辞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辞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辞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40]是以诗体为参照界说散文,强调其异。

5、“致治”本位等

有人主张“致治”本位,张惠言《文稿自序》云:“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41]或主张“明志”本位,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42]独孤及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中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认为“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43]蒋湘南认为文章是“国运精华之所萃”,《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云:“夫文章者,国运精华之所萃也。文章盛则人才盛,人才盛则儒术盛,儒术盛则治道盛。”[44]田北湖强调文章“表见精神”,《论文章源流》云:“故夫文者,聚灵府之能力,综万端之异名,藉以表见精神者也。”[45]

6、综合内容本位界说

上述诸论,只强调散文本质的某一方面,必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有论者综合诸论,王禹偁《答张扶书》云:“夫文,传道而明心也。”[46]载道与明心见志融为一体。明黄省曾《空同先生文集序》云:“夫文者所以发阐性灵,叙诏伦则,形写人纪,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声谐而节会,乃玄黄之英华,而神理之自然也。”[47]黄宗羲《论文管见》云:“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48]“情”、“理”一体。在《恽逊庵先生文集序》中,魏禧明确说:“惟文章以明理适事,无当于理与事,则无所用文。故曰:文者,载道之器。”魏禧认为文章要能“见诸行事而有功”,才算是有用之文。魏氏将明理、适事、载道三者统一起来。陆继辂《与赵青州书》云:“夫文者,说经、明道、抒写性情之具也,特文不工则三者皆无所附丽。”[49] 综合界说克服了单纯强调某一方面内容的局限性,但局限性仍是存在的。

技艺本位

散文,艺也,技也,术也。散文是一种艺术,无艺术性的即不是散文。散文源于性情志意,但是性情志意不直接就是散文,散文乃艺也。古人多重技艺,文天祥《跋萧敬夫散文稿》云:“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诗又小伎之游戏者。”[50]把散文当作一种技艺来看。宋俞成《文章活法》云:“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51]亦有轻技艺的,章学诚《陈东浦方伯诗序》云:“诗文同出六籍。文流而为纂组之艺,诗流而为声律之工,非诗文矣。”[52]

同重技艺,视角不同,标准不同,观点各异。

1、神气本位

神王、气足才是真正的散文。刘大櫆《论文偶记》云:“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他强调:“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坿,荡乎不知其所归也。”[53]刘熙载《游艺约言》云:“文之道,在鼓之舞之以尽神。鼓舞有为而神无为,有为正无为之所自见也。”[54]柳冕《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说:“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采并用,而气行于其中。”[55]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56]明王文禄《文脉》卷一云:“文显于目也,气为主;诗咏于口也,声为主。文必体势之壮严,诗必音调之流转。”[57]

2、趣味韵本位

散文要有灵趣韵味,否则便不成其为文。陈继儒《〈文娱〉序》谓小品需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58]陆云龙《叙袁中郎先生小品》说:“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59]林纾《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神味》认为“论文而及于神味,文之能事毕矣”。[60]

3、语言艺术本位

散文是语言艺术,言之美、言之精者为文。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指出:“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61]司马光《赵朝议文稿序》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62]苏伯衡《孔克烈雁山樵唱诗集序》云:“言之精者之谓文,诗又文之精者也。”[63]姚鼐《与石甫侄孙》强调:“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64]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二云:“心之声为言,言之中理者为文,文之有节者为诗。”[65]语言精美才是文,并非写出的皆是文。正统文人坚持“文”、“言”分离,主张古文用古语、雅语。方苞强调“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朝佻巧语”等“五不”的雅语标准。姚鼐继承这一观念,梅曾亮《姚姬传先生尺牍序》引其语云:“先生尝语学者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66]反对古文使用俗语,认为文之所以为文,即在于其语言的典正雅洁。

4、自然本位。

古人多强调自然而然,“无意为文”。汪藻《鲍吏部集序》指出:“古之作者,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则随之。如印印泥,如风行水上,纵横错综,灿然而成者,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67]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云:“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68]李贽《杂说》云:“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69]李贽所论之“文”泛指文学,也包括散文。“自然”是为文最高境界,无法之法,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能传神地表情达意即是好文章,汤显祖《合奇序》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70]自然,就是兴之所至,脱口而出,只要出自性灵,率尔漫笔即成佳构。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说:“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71]谭元春《古文澜编序》云:“古今文章之道,若水泻地,随地皆泻,……而文章之道,恒以自然为宗。”[72]张裕钊《与吴挚甫书》认为好的文章“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73]“自然”的反面是雕琢、做作、无生气,便不配称作文。

5、意境本位

林纾《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意境》说:“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间。不讲意境,是自塞其途,终身无进道之日矣。”[74]散文必讲意境,有意境的才是散文,无意境的便不是散文。

6、法本位

为文必讲法度。元揭曼硕《诗法正宗》云:“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法度。文有文法,诗有诗法,字有字法,凡世间一能一艺,无不有法。得之则成,失之则否。”[75]明曾鼎《文式序》云:“文不可以无式,式不可以不精。式者何?犹规矩绳墨也;精者何?犹公输之巧也。规矩既设,则不失方圆之则;绳墨既陈,则不失曲直之准。”[76]无法无式,则不成其文。

有人反对拘泥于法,袁宏道强调无法之法,《答李元善》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77]

可将古代散文学分为两大传统,一个是“载道”传统,一个是“技艺”传统。技艺本位散文观,注重散文的艺术性、审美性,注重散文本身,更接近“纯文学”的本质,已超越了“载道”传统。

7、创新本位

独创,有个性的才是真正的散文。叶元垲《睿吾楼文话》卷十二引宋祁《宋景文笔记》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78]明左培《书文式·文式》卷上引瞿景淳语云:“文须从心苗中流出,句句字字都要作不经人道语。”[79]完全模拟之作,陈腐因袭,不是真正的散文。

8、散文技艺本位综合界说

上述诸论,只强调某一方面技艺,必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有论者综合诸说,林纾说:“文字有义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韵与味。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章学诚《与邵二云》认为“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80]夏力恕《菜根堂论文》说:“为文之的,雅正清真,包括无余矣。”[81]

9、散文本质综合界说

不少散文家将各种散文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理论调和、融合、综合,追求更为合理的散文界说。杜牧在《答庄允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82]张裕钊《与吴挚甫书》发挥说:“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83]意、辞、气三者统一。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说:“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84]理、气、法三位一体。李廌在《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中认为:“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85]体、志、气、韵,四者缺一不可。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说:“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86]理、法并重。明谭浚《言文》卷上《致意》云:“文之所以为文者,词也。文而不以词,何以为文?词之所以为词者,意也。词而不以意,何以为词?意之所以为意者,理也。意而不以理,何以为意?”[87]词、意、理并重。钱谦益《周孝逸文稿序》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88]刘大櫆《论文偶记》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89]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主张:“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90]李元春《四书文法摘要·余论十二则》说:“文章不外五端:曰典、曰理、曰法、曰气、曰神。”[91]刘熙载《艺概·文概》引用“经语”来概括散文本质特征,他说:“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言近而指远’,‘辞尚体要’,‘乃言底可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语’。”[92]所说很有道理。

综合界定散文本质,克服了单纯强调某一方面的局限性,对散文本质的认识趋向全面合理,极具理论价值,但局限性仍是存在的。

《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散文具有“形而上”、“形而下”的不同层面。“形而上”者是散文之“道”,指文心、文意、文理、文情、文神、文气、文味、文韵、文趣、文境等,是散文的本质、精神和灵魂,是更高层面。“形而下”者是散文之“艺”,指文技、文格、文式、文法等纯技巧形式,是技术层面。那么“道”和“艺”的关系究竟如何呢?“道”重要,还是“艺”重要,或二者都重要?古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道”最重要,只要把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工不工并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93]“文载道”、“文者,心声也”、“文者,理也”,等等,皆是讲散文之“道”,重散文的本质。有人更重视“艺”,讲究技巧、艺术、形式,内容不是很重要。以上两种观念是对立分离的。当然“道”和“艺”即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是最好的,姚鼐《答翁学士书》云:“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94]又《敦拙堂诗集序》云:“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95]这是理想的散文。

作者本位、本原本位与功能本位

本体论外,还有以作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散文本质的。

1、作者本位

有论者从作者即散文家或创作主体这个角度来界说散文本质。散文是人写的,什么人写的才能称作散文?真人才有真性情,真性情才有真散文。宋濂《文说赠王生黼》云:“文者果何繇而发乎,发乎心也。心乌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声,是犹击破缶而求合乎宫商,吹折苇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箾韶也,决不可致矣。”[96]清李元春《四书文法摘要·余论十二则》说:“文章根于性情,而本原在心,故心术须端。”[97]人品决定文品。散文是天才的创作,只有大才方能写出好散文,并不是什么人都配写散文的。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云:“文章,英气也,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精者为文。英者,所以精者也。”[98]王文禄《文脉》卷一说:“文之高胜者,必命世才,自出新机,不蹈陈辙,用发吾胸中之蕴概,以文人小之可乎?”[99]散文是个性化的创作。不同身份、个性的人,创作出不同的散文。

2、本原本位

散文是如何产生的,即散文是从哪儿来的?古人强调散文是“不得已”而作,不是苦思冥想刻意而为。有感而发,生活所“激”,散文是自然“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刘辰翁《赠潘景梁序》说:“余谓文者,皆不得已也。……夫言虽技也,道亦不离于言。……道不得已为言,言不得已亦道。”[100]祝允明在《祝子罪知录》中也说:“文也者,非外身以为之也。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宣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言即文也。”[101]钱谦益《李君实恬致堂集序》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102]文生于心,是心灵的自然流露。有论者强调文源于“气”,元代戴表元《紫阳方使君文集序》说:“人之精气,蕴之为道德,发之为事业,而达之于言语词章。”[103]文章根本源自人所禀受的精气。吴澄《别赵子昂序》说:“文也者,本乎气也。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104]有论者强调文源于情,情生文。钱澄之《程姜若松州杂著叙》云:“情至而文生也。”[105]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云:“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106]。无情则无文。

3、功能本位

影响最大的就是“教化”说,即教化本位。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云:“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技耳。”又《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云:“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107]明确强调散文的功用在于“教化”。“教化”说强调统治者应利用散文自上而下地教化人民,是典型的功利散文观。

载道,明道,传道,贯道,是内容,也是功用。有论者强调散文的实用功能,即有补于世,有益于世。有益即是散文,有害便不是散文。有用即是散文,无用便不是散文。王安石《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108]海瑞《教约》称:“文也者,所以写吾之意也……今一生读书作文,于家国身心无毫毛补益,谓之何哉?”[109]顾炎武《日知录》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110]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说:“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也。”[111]无用无益之文,便没有存在的价值。

有人强调散文超功利的娱乐功能。赵宧光强调“无用之用”,他说:“天地间最无用是文章,文章之最无用是诗”[112]晚明郑元勋《媚幽阁文娱·自序》说:“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者;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则天地产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悦人者,则何益而并育之?以为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悦则生亦槁,故两者衡立而不偏绌。”[113]认为与六经的实用功能不同,散文是用以愉悦读者耳目、性情的。六经是如同人们物质生活的必需品,散文则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消闲品,是生活的点缀。将散文抬到与儒家经典并列的地位,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这是对传统功利主义散文观念的背离。将散文从政治教化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使之具有相对独立性。散文创作不必写高文典册,不必载道征圣,而只是兴会所至,独抒性灵,自娱自乐而已。以这种观念看散文,故特重娱乐消遣,赏玩美文,“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愠得之喜焉,暇得之销日焉”,只求得“一晌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114]

同以功能界说散文本质,立场不同,标准不同,观点各异。

散文的本质界说,追求一种审美理想,表达一种文化情怀,是高要求,是极有意义的。

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人,对散文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种界说,皆有合理性,同时亦有局限性,皆是“片面的深刻”。不能用一花独放的“专制”思维轻易肯定或否定,要允许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

什么是散文?古人常谈的并不是散文的定义,而是“散文的本质”概念。散文有“本质”,就有“非本质”,非本质特性,也是散文的特性,并非可有可无的。

散文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散文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所谓“非文也”,通常不是真假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实际上是说不符合自己审美理想或品质低劣,不是好散文。

判定是否是散文,首先应看形式,非韵文即是散文,形式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看其本质,徒具形式也是不够的。

散文本质与散文之“体”

此处之“体”,指狭义的体,即体制、形式。古人多强调体制为先,重形式,明规矩,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历代学者论散文,多重视“辨体”,强调要“得体”,识“大体”。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115]多主张严分文体疆界,刘祁《归潜志》云:“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116]强调散文的纯正、正宗,保持文体的纯洁性。章学诚《古文十弊》认为“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117]。这是一种“保守”观念,自有其合理性一面。

散文“有体”,又“无体”。“有定体”,又“无定体”。王若虚《文辨》云:“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118]李纯甫《西岩集序》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119]不固守“定体”,这是一种开放的观念。两种观念并行,“合力”推动文体发展,我们不应偏重于某一方。

散文之“道”与“器”

此处,“道”是内容,“器”是工具。历代学者多视散文为载“道”之“器”,黄庭坚《次韵杨明叔四首序》曰:“文章者道之器也。”[120]汪莘《访汤粹》云:“文者,道之器。”[121]清张秉直《文谈序》说:“文者,经国之业,载道之器也。”[122]散文是一物多用之器具,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装盛。可抒情,亦可写景、叙事、说理;可论政,亦可论兵、论医、论佛、论道。单纯强调“道”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是狭隘片面的。

三、几点检讨

散文的本质特性仅仅是散文一体独有的吗?

古人喜与诗比较,界说散文本质特性,重两者之“异”。许学夷说:“诗与文章不同,文显而直,诗曲而隐。”[123]赵宧光主张诗含蓄,文发露,他说:“诗主含蓄不露,言尽则文,非诗也。”[124]胡应麟说:“诗与文体迥不类: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125]叶燮《南游集序》云:“诗文一道,在儒者为末务。诗以适性情,文以辞达意,如是已矣,初未尝争工拙于尺寸铢两间。”[126]这是严分诗、文疆界,强调文体的独特性。

实际上,古人亦多诗、文合论,认为诗、文一体。郑思肖《心史·总后叙》云:“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127]唐顺之《与洪方洲书》自述:“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最上乘文字。”[128]魏际瑞《伯子论文》云:“诗文不外情、事、景,而三者情为本。”[129]诗文不同只在体制、形式,本质上没有区别。诗与文相融相通,不必过求其异。刘熙载《游艺约言》说:“文之理法通于诗,诗之情志通于文。作诗必诗,作文必文,非知诗文者也。”[130]所言甚是。诗、文一体观念,弥补了诗、文分疆观念造成的局限性,自有其理论的合理性。

对不同文体,重其“异”,而轻其“同”,过分强调文体特质的独特性、唯一性,夸大文体间的相反对立,非此即彼,势必“遮蔽”各文体的共通性、共同性。“文学性”是各体文学皆有的特质,同样的情感志意,不同的文体皆可表达。文体特质不应完全以排他性为“前提”。诗歌以抒情言志为主,散文以议论载道为主,但不能说议论载道的就不是诗歌,言志抒情的就不是散文。诗歌“曲而隐”,散文“显而直”,但只是相对的,散文也有“曲而隐”,“曲而隐”不是诗歌的“专利”。

散文只是文学文体吗?

近现代引进的西方文体概念,是“文学文体”概念,中国古代文体概念是“大文学”文体或“文化”文体概念。当下观念的“文学”是纯文学,即学科分类后脱离了哲学、史学、科学、伦理学等而独立出来的文学。古代散文在“大文学”的背景下发展,不仅是“文学”文体,还是超越文学的“文化”文体。这种体制可以说是文学,也可以是经学、史学、子学,经、史、子都可借助散文作为载体来表达思想。古代文学实际,“散文”与“文学”的关系,有时,散文即等于文学,有时,散文则包括经、史、子、集一切文体。

有时,我们可跳出“散文是文学”的“前理解”认识古代散文,散文的形式,本身却属于“文学”之外的“文化”,“集部”中许多有关经、史、子的论文,是“文化”文体,而非纯粹的文学之散文。

散文究竟属于哪种文体?“文学”的还是“文化”的?应该考虑作者和接受者两方面。首先要尊重作者本人观念,同时也不应忽视读者的观念。抒情文是文学的散文,这是历代一致观念,但说理文是不是文学?却有不同看法。我们应该尊重作者本人,作者认为是散文,就应该承认,同时承认接受者的“再创造”权利,可以不认同作者观点,甚至完全否定。

学科分类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而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的,与西方的分析式文化不同。文学,本来是综合的“大文学”,逐渐演变并分离出经学、史学、子学等,古代学科分类的混沌状态下,仅将散文简单地归类为“文学”之一体,是对散文的狭隘化理解,是轻贱了散文。

散文是文学,能完全排斥学术吗?

散文是文学,是创作,学术是研究,两者是不同性质的学科,界限分明。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引戴表元语云:“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131]将文学与学术完全对立起来。近代史学家刘绍宽在与友人论文时强调“学”的重要性,《答颜次周书》说:“夫文也者,根学而出,非可貌袭而强为也。文有表焉,有里焉。所谓表者:字、句、篇、章皆有法度,言之疾徐,声之高下,气之敛舒,体之整散,词之华赡清妙,按之于迹,皆可寻求;若夫冥力追索,心领神会,拟议于言象之先,调和于心手之际,自非学有本原、积理渊富,则不能沛然能出之。——此所谓里也。”[132]是很高明的见解,学识不是外在于文学的东西。

历代大量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等,该属学术还是文学?从形式上看,只要是非韵文,学术文章也是散文。从散文的本质上认识,则因人而异,可认为是,也可认为不是。同样的散体文“文本”,从文学角度看就是散文,从学术角度看就是学术。因此,文学和学术只存在相对的界限,没有绝对的界限。

散文等于“集部”之文吗?

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法中,通常观念,“文学文体”只存在于“集”部之中,经、史、子中,就一定没有“文学文体”吗?“集”部中,就一定都是“文学文体”吗?实际上,不存在完全“非文学”的文体,如《左传》、《孟子》属于经部,《史记》属于史部,《庄子》属于子部,以“文学性”标准看,皆可视为文学散文,即是“文学文体”。仅将《全唐文》、《全宋文》理解为唐、宋两代的“散文”,是片面的。

小结

古人散文诸界说,许多观点皆需做学理上的检讨。文者,载道之器也。载道才是散文,娱乐消遣之文就不是散文吗?文者,理也。说理的才是散文,抒情的就不是散文吗?文,心声也。写自己心声的才是散文,那么“代言”体的虚拟性情感的抒发就不是散文吗?写景、叙事的就不是散文吗?

古人多以“文”、“文章”、“文艺”、“辞章”、“古文辞”指称散文,传统主流散文观念是“大散文”、“杂散文”,说理文是正宗文体,最受重视。现代“纯文学”观念,古代散文只是纯审美,纯抒情,纯艺术,排斥古代散文“正宗”的说理文,显然是片面的。

古代主流文学观念,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四库全书》收录标准、范围和比重即是明证。近现代散文地位的下降,与各体文学功能观念变化有关,小说、戏剧分担了散文“载道”、“经世致用”的传统功能,甚至成为中心文体,而散文自身也因增强抒情、娱乐的功能,失去了传统的至尊与神圣。近代散文文体由文学的中心向边缘转移。近代引入西方“纯文学”观念,重诗歌、戏剧、小说,轻散文,完全“颠覆”了古代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

古代主流文学观念,散文无所不包;当代主流文学观念,散文是纯文学,领域狭窄。古代也有纯文学、纯散文观念,但属于非主流;当代,大文学观念、大散文观念则属于非主流。古今观念正相反。

古人散文观念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自具其“历史合理性”一面。我们不自觉的错误是轻视甚至忽视古人自我散文界说,而拔高或贬低现代人“观念先行”的古代散文的价值和地位,过于轻视历史。对古人的观念,我们应具“了解之同情”,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科学认识古代散文,既要承认当下通行的观念,又要考虑传统散文观念。既要防止完全以今衡古,以今释古,又要防止完全以西衡中,以西释中。现代以西方“纯文学”散文概念硬套中国古代散文,造成不少混乱。文化观念是多元的,散文观念也应该是多元的。散文是开放的概念,永远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永远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和界说,永远不会定于一尊,这与自然科学不同。古代复杂多元的散文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我们应以宏通的视野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只取一体,排斥他体,唯我独是。散文观念是动态的,是由“前理解”和“当世”观念、“历时”观念共同构成的,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又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评价。

古代散文研究,是一说不完的话题,许多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都有问题,皆有必要作学理上的深刻检讨。

注释:

[1]《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6年。

[2]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三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5页。

[3]刘师培著,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4]刘开:《刘孟塗集·骈体文》卷二,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5]陈柱:《中国散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1页。

[6]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7]屠隆:《白榆集》卷二,《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

[8]李东阳著,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二卷《文前稿》卷五,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2页。

[9]李东阳著,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三卷《文后稿》卷四,第58页

[10]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一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97页。

[11]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5页。

[12]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2页。

[13]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

[14]周敦颐撰,徐洪兴导读:《周子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15]孙复:《孙明复小集》,《四库全书》本。

[16]黎靖德编,王星贤校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19页。

[17]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四部丛刊》本。

[18]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06页。

[19]释契嵩:《镡津文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2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五七册,卷三三八○,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21]袁枚《答蕺园论诗书》引,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03页。

[22]陆云龙等选评,蒋金德点校:《明人小品十六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0页。

[23]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卷首,明崇祯三年刻本。

[24]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25]王韬:《韬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26]李贽:《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99页。

[27]袁宗道撰,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页。

[28]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三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9页。

[29]陆云龙等选评,蒋金德点校:《明人小品十六家》,第105页。

[30]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31]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51页。

[32]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33]真德秀:《文章正宗》卷首,《四库全书》本。

[34]毛先舒:《潠书》卷三,顺治十八年刻本。

[35]郝经:《陵川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

[36]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226页。

[37]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38]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39]李攀龙:《沧溟先生集》卷首,明万历重刊本。

[40]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适园丛书》本。

[41]张惠言著,黄立新校点:《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42]王勃:《王子安集》卷八,《四部丛刊》本。

[43]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八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45-3946页。

[44]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清同治九年刻本。

[45]《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二期,光绪三十一年。

[46]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

[47]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首,《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48]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49]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50]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51]俞成:《萤雪丛说》卷上,《左氏百川学海》本。

[5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十三,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1985年,第110页。

[53]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第4106-4108页。

[54]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第760页。

[55]姚铉:《唐文粹》卷八十四,《四部丛刊》本。

[56]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57]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693页。

[58]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卷首。

[59]陆云龙等选评,蒋金德点校:《明人小品十六家》,第105页。

[60]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七册,第6380页。

[6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五,第7021页。

[62]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九,《四部丛刊》本。

[63]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64]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八,清刻本。

[65]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75页。

[66]梅曾亮:《柏枧山房全集·文集续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67]汪藻:《浮溪集》卷十七,《丛书集成》本。

[68]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69]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97页

[70]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78页。

[71]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45页。

[72]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01页。

[73]张裕钊:《濂亭文集》卷四,清光绪刻本。

[7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七册,第6367页。

[75]揭曼硕:《新刻诗法正宗》,明《格致丛书》本。

[76]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535页。

[77]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6页。

[78]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六册,第5480页。

[79]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三册,第3146页。

[80]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第81页。

[81]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第4067页。

[82]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4页。

[83]张裕钊:《濂亭文集》卷四,清光绪刻本。

[8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第558页。

[85]李廌:《济南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86]郝经:《陵川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

[87]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三册,第2329页。

[88]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26页。

[89]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第4109页。

[90]姚鼐纂,宋晶如、章荣注释:《古文辞类纂》,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26页。

[91]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五册,第5129页。

[92]刘熙载:《艺概》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7页。

[9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六册,卷一二○,第284页。

[94]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95]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

[96]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569页。

[97]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五册,第5129页。

[98]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

[99]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693页。

[100]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101]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八,明万历刻本。

[102]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7页。

[103]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104]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本。

[105]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106]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41页。

[107]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七,第5354、5358页

[10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页。

[109]海瑞著,陈义钟编校:《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页。

[11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11]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七,清同治刻本。

[112]赵宧光:《弹雅》卷一,明天启三年刻本。

[113]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卷首。

[114]王纳谏:《苏长公小品》卷首,明万历刻本。

[115]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9页。

[116]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

[11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4页。

[118]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三十七,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427页。

[119]元好问:《中州集》卷二引,《四部丛刊》本。

[120]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121]汪莘:《方壶存稿》卷二,《四库全书》本。

[122]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五册,第5060页。

[123]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24]赵宧光:《弹雅》卷十七《风雅铨上》,明天启三年刻本。

[125]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

[126]叶燮:《己畦集》卷八,长沙叶氏梦篆楼1917年刊本。

[127]郑思肖:《心史·总后叙》,明崇祯刻本。

[128]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129]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第3594页。

[130]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第753页。

[13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132]苍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苍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刘绍宽专辑》,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