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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石

法国南部小城维立叶尔市市长德·瑞那先生,为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提高自己的声望,决定雇用于连·索黑尔担任他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

斯丹达尔继承了十七、十八世纪散文作家的文风,在《红与黑》中用白描手法写事状物,素洁修净,明白如话,没有离奇烦琐、故弄玄虚的情节,更绝不矫揉造作。他说过:“我不希望用矫揉造作的手段去迷惑读者的心灵。”他只是以最直接的方式传达出一种对现实人生的直接印象。同时,冷静地保持着和他的人物的距离,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避免直接评论人物、事件,造成一种客观的、冷隽的色调,他只用生活本身来说服、打动读者。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评论斯丹达尔时说他:“不讲风格,不讲完整性,不求精雕细刻,随随便便,像在给老朋友写私人信件一样。”这正是斯丹达尔值得称道的文体风格。

于连勇敢地面对死亡。行刑之后,玛特儿亲手埋葬了于连的头颅。

《红与黑》写于一八二九年,出版于一八三一年。这部作品进一步摈弃了风行一时的司各特的以中世纪冒险传奇为题材的创作风格,也摆脱了当时为波旁王朝歌功颂德的古典主义文学的陈规。采用了现实主义方法,塑造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于连。《红与黑》把社会性、政治性和人物的心理分析融合在一起,构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小说的故事内容是:

关于《红与黑》这个标题,像哑谜一样引起过许多猜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作品的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人物性格是在与特定环境的矛盾中形成发展的。

至于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儿的感情发展,也都写得自然真实,似乎出于意料,却完全合乎情理。一个是温柔纯洁的少妇,因为爱自己的孩子们,才有意去了解家庭教师的性格、生活,自觉不自觉地同情他、爱护他,心底多年被压抑的爱的感情逐渐苏醒了,从不合法的婚外爱情中尝到了真正的人生幸福。与此同时,又由此而引起宗教、道德和感情的剧烈冲突,以致时而惶惑不安,时而惊喜不已,时而反躬自责,时而自我解嘲,自我安慰……“赤裸裸地托出了一颗历尽苦难和折磨的心。另一个是傲视众人,又满怀罗曼蒂克幻想的少女。从惊世骇俗,创造奇迹的强烈愿望出发,制造了一场以观念和理智为基础的爱情。关于她怎样被于连的冷漠所刺激,而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而当于连被征服后,她又怎样感到对他的厌弃,以及在贵族意识、英雄主义、自我价值的追求,脆弱的优越感,虚荣、任性等各种心理因素支配下,她对于连感情的起伏变化,都写得淋漓尽致。

《红与黑》从各个角度反映了王政复辟后期法国政治生活的整体和细节,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方面。通过于连的一生,作品展示出法国王政复辟后期,从外省到巴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表现了那个时代平民阶级的反抗意识,作品主人公于连就是作家本人的影子,作家对社会的描绘也就是对它的战斗。

于连·索黑尔是当地锯木场场主老索黑尔的幼子。他从小喜欢读书,体弱,劳动不如两个兄长,因此经常受到父兄的鄙视和打骂。于连不甘心继承父业,想默默无闻地老死乡镇。他崇拜拿破仑,曾怀抱野心,志在立功沙场,三十岁当上将军。但为适应王政复辟时期的气候,他终于改变初衷,希望做一个享受十万法郎年俸的大主教。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在西朗神父的教育帮助下,不仅精通拉丁文,而且能把一部拉丁文《圣经》和墨土德著的《教皇传》倒背如流。因此而博得众人的赞赏。

德·瑞那夫人虽然生长在贵族之家,但在精神上不属于这个营垒。她并不看重爵位和财富。她自幼在耶稣圣心会的女修道院受教育,培养了一颗殉情于上帝的心,不矫饰,不虚荣,仪态风致,为人行事,完全出于自然。十六岁那年,在她还不懂得人生和爱情时,就嫁给了德·瑞那先生,婚后,长年生活在偏僻的山村小镇,被封闭在小家庭中,思想感情一直被禁锢着。正是这场以门第、财产的利益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埋下了她终生不幸的种子。她的丈夫德·瑞那除了金钱、权势、勋章的贪欲之外,对于别的一切都麻木不仁,包围着她的也全是群利欲薰心的行尸走肉,以致她以为天下的男人都是这般粗鲁、迟钝、鄙俗。因此她虽然并不爱她的丈夫,却也并不批评责备他。“她假定夫妇之间本来不过如此,根本没有更温柔更甜蜜的关系存在。”她只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孩子们身上。年岁到了三十,于连突然闯进了她的生活。第一次见面,于连漂亮的外貌和羞怯的稚气,就赢得了她的好感和同情,(可以说是出自一种母性的本能)在以后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于连的智慧才能,他的清白、慷慨、高尚,愈来愈吸引了她,他大胆做出的爱情表白很自然地唤醒了她内心深处沉睡着的柔情,她也才认识到:“我的丈夫从来没有爱过我”。“他对我没有丝毫的怜惜”。爱情催开了她的生命之花。她的爱真挚、深沉、强烈,她在爱情中找到了幸福,尽管它是短暂的,结局是不幸的,但对她说来却是永恒的。爱情给了德·瑞那夫人智慧和勇气。心怀嫉妒的哇列诺向德·瑞那先生投寄匿名信,揭露她和于连的暧昧关系,她镇定自若地设计欺骗丈夫,帮助于连摆脱困境。即将前往巴黎的于连从贝尚松赶回维立叶尔向她告别,她不顾仆人的怀疑,不顾丈夫随时会闯进屋来的危险,把于连留在她身边一夜两天,最后掩护他安全离去。德·瑞那夫人的爱情意味着对本阶级的背叛。然而她毕竟是在宗教的氛围中生活和成长的贵族妇女。上层社会的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直接地、深深地影响着她。当爱情向她召唤时候,她自觉不自觉地回避过、抗拒过。虽然她终于屈服于它,但是随着感情向前发展,它和道德之间的冲突也愈来愈剧烈。她渴望现实生活的幸福,又虔诚地笃信虚无的天主,她感到爱情的欢乐,却也曾经惨痛地惊呼,“啊,我的天主啊,我已经看见地狱了。”她鄙夷上流社会的虚伪,又以传统观念作为判断自己行为的标准,这使得她在维护自己的爱情权利的斗争中,自始至终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从她把儿子患病认作是上帝的惩罚,到她追随于连离开人世,她一直在热情和负罪感之间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爱情在德·瑞那夫人身上唤起的只是对人类美好感情的一种体验,作为一个温柔贤淑,束缚于旧观念的封建贵族妇女,她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自觉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没有也不可能有明显的反抗意识。最后终于回到皈依宗教的旧路,成为上帝祭坛上的牺牲品。由于向教士忏悔了自己的爱情,而导致被诱骗写了诽谤信,亲手把于连送进监狱。对此,她无限悔恨,“宗教使我犯了一个怎样可怕的罪啊!”这悔悟来得太迟了。在软弱的、不觉悟的德·瑞那夫人身上,宗教和教士的阴谋完成了它刽子手的任务。

《红与黑》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于连先后两次爱情生活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格。和德·瑞那夫人的恋爱,是他初进社会的野心的尝试。他把能否占有德·瑞那夫人看作是自己将来能否打进上流社会的一个标志,是为报复寄人篱下的屈辱,是向德·瑞那先生的挑战,也是对自己意志力量的一种考验。尽管在他逐渐了解到德·瑞那夫人在对他的爱情中所承受的内心压力,和所做出的自我牺牲之后,也萌发了对她的真诚的热情,但当他认为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断送了他的前程时,他又不顾一切地向她开枪。只是在囚室里回顾往事,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时,他才真正懂得珍惜这份感情。至于和玛特儿的爱情除了是为了报复贵族对他的轻蔑以外,更多的是出于利害的深谋远虑,即凭借权势显贵的社会关系作为靠山,以保障既得利益,进而取得更多的利益,他用尽心机去维系这功利主义的爱情关系,而在希望破灭,精神支柱被折断后,他对玛特儿也就只剩下厌倦和冷漠了。

斯丹达尔原名享利·贝尔(Henri Beyle)。这位十九世纪法国的伟大作家为避开当时反动统治者的耳目,一生在作品和书信中曾用过一百多个假名,“斯丹达尔”是他最后选定的笔名。

于连死后三天,德·瑞那夫人也悄然死去。

于连属于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者的形象,他和现实格格不入。为求得自由发展,实现自我的价值,他寻求各种机遇,采取各种手段,要和压制他的社会争一日之短长。他有理想又自甘堕落,他生性正直又常常说谎欺骗,他有时勇敢,有时卑怯,有时热情,有时冷酷,有时天真烂漫,有时老谋深算。这一切在他的性格逻辑里得到统一。

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西朗神父坚持要求于连离开维立叶尔到贝尚松神学院静修。由于西朗神父的大力推荐,也由于于连自己表现出的才能,神学院院长彼拉神父对于连另眼看待,毕业后被任命为神学院教师。在伪善的神学院里,于连始终保持沉默,假装虔诚,以保护自己。但仍被其它修道土嫉恨,并身不由己地卷入教派斗争,让色里派的彼拉院长赏识于连,一心想夺取院长职位的耶稣会福力列代理主教就一味排挤打击于连。后彼拉神父应巴黎大贵族德·拉·木尔侯爵之约,前往巴黎近郊一个富裕的教区任职,为不使于连受耶稣会迫害,他把于连介绍给木尔侯爵作私人秘书。

斯丹达尔曾在《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的稿纸上写过一句话:“《红与白》为了唤起《红与黑》的记忆,也为了提供读者们一些报道材料,红:共和党,吕西安;白,保王党,少妇沙斯特莱”。此外,斯丹达尔还曾说过,“如果早一个时代出生,于连可能是一个兵,可是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就不得不披上教士的法衣,黑色就是这样来的”。据此,可以推知,“红”代表充满英雄业绩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黑”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于连生逢两个时期交替之际,从向往拿破仑的红军装到穿上教士的黑道袍,走完了他悲剧性的人生道路。“红”与“黑”也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对立的范畴——红:勇敢、荣誉、幸福、成功、爱情。——黑:虚伪、野心、罪恶、毁灭,于连的形象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矛盾中完成的。书名的含义和作品的主题一样,深刻而宽泛。

一八三一年《红与黑》初版时的副标题是“十九世纪记事”,后改为“一八三O年纪事。”斯丹达尔在《论红与黑》一文中又明确指出:“他的这部作品是描写一八一四至一八三O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是要“认真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由此可见,作家是把《红与黑》作为十九世纪法国历史来写的。在一八二八年斯丹达尔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时,取名《于连》,一八二九年完稿付印时改名为《红与黑》。

在法庭上,于连并不为自己辩解,而是慷慨陈辞,指出“事实上不是被我同阶级的人审判。”果然,这时已升作贝尚松省长的哇列诺男爵为首的陪审团,最后定了于连蓄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书中主人公于连是平民出身的知识青年,当时法国平民阶级和反动僧侣、封建贵族、大资产阶级处于矛盾对立的地位,具有反封建思想,但又有妥协的一面。他不甘随波逐流,虚度年华,在充满敌意的王政复辟的环境里反抗、挣扎、浮沉,在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两军对垒,殊死搏斗,最终被轧得粉碎。

于连作为木尔侯爵的助手,在侯爵府处理日常事务,他的勤勉、谨慎和才干,博得了侯爵的信任和欢心。与此同时,在贵族社会的熏陶中,他也逐渐熟悉了巴黎生活的艺术。木尔侯爵的女儿,高傲的玛特儿对于她所属的阶级的庸俗无聊的生活早已感到厌倦,一次她偶然听到于连对上层社会的抨击,不禁对他产生了兴趣和好感。于连对她的态度则是彬彬有礼的、冷淡的,这更刺激了她,决意要征服他。

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身处死囚室中的于连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沉浸在与每天前来探监的德·瑞那夫人重聚的欢乐中。他是平静和幸福的。

平民出身的于连跻身于上流社会复杂阴险的环境中,感到极端的仇恨和恐惧。他用异常警觉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寻找歧视他、伤害他的敌人,揣摩自己受侮辱受损害的蛛丝马迹,以至往往自寻烦恼,他或明争,用自尊和骄傲作为反抗的武器(如在德·瑞那市长家),或暗斗,奉达尔丢夫为导师,藉虚伪以求生存、求发展(主要在贝尚松修道院和巴黎)。于连把和上流社会的相处看作是一场战斗,战斗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名利感。因此,一旦目的达到,他对上流社会的敌对情绪就一变而为感恩戴德。面对木尔侯爵赏给他的一枚勋章,他甚至感激涕零地宣誓:“要遵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事。”他参与极端保皇分子的秘密黑会,并且见危授命,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运用全部才智,完成了潜往国外进行反革命联系的任务。由此可见他的反抗并不是想触动复辟时期的黑暗现实,只不过是想挤进统治者的行列,分得一杯残羹而已。只是在统治者断然把他拒之门外时,他才如梦方醒,恢复了他那几乎泯灭殆尽的平民意识。

于连来到人间,在他面前没有什么现成的幸福,他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去索取。他在幼年时受过大革命精神的熏陶,崇拜拿破仑和卢梭。拿破仑的经历激起他的英雄梦,卢梭的学说激起他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意识,和对个人自由幸福的憧憬。他感到自己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然而他生不逢时,在他十四岁那年,封建贵族和天主教重新成为法国社会的统治者,门第、血统又成为取得地位和荣誉的必要条件。从弹药盒里找到王冠的野心已经无法实现,而教士是当时最时髦,最有前途的职业,于是他穿上了黑道袍,希望从此平步青云。

木尔侯爵日渐把于连视为心腹,委派于连前往伦敦执行一项外交任务,使他获得更多的社会经验,并借此送给他一枚勋章,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出于浪漫的幻想和表现出自己的不同凡俗,玛特儿置社会习俗等级偏见于不顾,写信向于连表白爱情,接着又约请于连在明亮的月光下攀登长梯从窗口爬进她楼上的房间。于连对这送上门来的爱情将信将疑,为了不被耻笑为懦夫,他在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之后,应约前往。彼此经过一番试探,玛特儿做了于连的第二个情妇。喜怒无常的玛特儿很快就为自己失身于出身微贱的于连悔恨不已。被失恋折磨着的于连在愤怒中拔剑相问,这种勇敢的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激烈的感情再次打动了玛特儿,他们一度言归于好。但不久玛特儿又厌恶他,不加掩饰地侮辱他。正当于连万分痛苦之时,侯爵召他去为一个极端保王党人的秘密会议担任记录,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如何恢复绝对君权制。会后,侯爵要求于连将讨论要点烂熟于心,然后潜往英国向某公爵汇报。于连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于连遇到一个过去在伦敦的老相识柯哈沙夫,并向他倾吐了自己爱情上的波折。他劝于连用嫉妒重新唤起玛特儿的爱情。于连回到巴黎后,立即付诸实施,他选择了故作正经的菲花格元帅夫人作对象,大献殷勤,把柯哈沙夫为他准备好的现成情书,逐句抄寄给菲花格元帅的夫人,逐渐引起她的回应。这一策略果然降服了玛特儿。玛特儿把自己怀孕的事通知父亲木尔侯爵。侯爵勃然大怒,但在爱女的坚持下,不得不做出让步,赠送给他们金钱和田产,并给了于连一份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使女儿能由此得到贵族封号。同时制造舆论,把于连说成是被拿破仑放逐在山里的某贵人的私生子。

《红与黑》在法国浪漫主义全盛时期问世,它独树一帜,以具有强烈批判力量的现实主义,为欧洲文学开辟了一个新时期。斯丹达尔强调文学的客观性、重视观察社会,《红与黑》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的文学观:“优秀的创作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既照出蓝色的天空,也映出路上的泥塘。读者不应责备镜子上面的泥塘,而应责备护路的人不该让水停滞在路上,弄得泥泞难行。”《红与黑》这面镜子就实实在在地映出了当时法国社会这口“泥塘”,具体而细微地从环境和人的命运的关系中,展开了有为青年于连演出的有声有色的活剧。作品写了根据“有利可图”的原则,安排一切的外省小城维立叶尔和森严恐怖、钳制自由思想的贝尚松神学院,以及阴谋伪善、弥漫着紧张的政治斗争气氛的巴黎木尔侯爵府。这三个具体环境之间又由德·瑞那市长、哇列诺、福力列神父、彼拉神父、木尔侯爵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从局部和整体上,从逐渐变化的社会关系中,写出了波旁王朝后期各种尖锐的冲突,和动荡不安的时代风貌。

于连在德·瑞那市长和哇列诺的政治角逐,西朗神父和马土农神父的教派矛盾中,他成了斗争的焦点,参加迎接皇帝的仪仗队,以陪祭教士身份竭见主教,就是具体表现。正是有了在这些斗争中的胜利,有了对德·瑞那夫人爱情的胜利作为铺垫,于连的雄心才得以进一步发展。被迫栖身于虚伪、黑暗的贝尚松神学院的他,又成为让色里派和耶稣会争夺院长职位的替罪羊。在激烈的教派斗争中,他卧薪尝胆,深谙韬晦之术,在伪善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在木尔侯爵的客厅里,于连一方面由于“终于要在伟大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而兴高采烈,一方面他又是处于小唐波的嫉妒,罗伯尔的警戒,玛特儿的诱惑和木尔侯爵的控制之中,他不能不更加谨慎小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厌恶与适应之间徘徊。随着环境的诱迫,阅历的增长,他的野心愈来愈膨胀,手段愈来愈卑劣,以致背叛自己的出身,卖身投靠,最后在法庭上,在做了统治阶级勾心斗角的牺牲品时,和上流社会对立的情绪终于又回到他的身上,至此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发展。人物与环境自始至终紧紧联系在一起,人物的命运和对环境的揭示水乳交融,充分写出了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基础。

作者把于连比作从顽石下面弯弯曲曲生长起来的一株美好的植物。于连死前对自己说:“我在这个监狱里是孤独的,但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曾有那个有力的责任的观念。我为自己规定的责任,无论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好比一个坚强的树干,在风暴中我可以依靠,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总之,我不过是一个人……但是我并没有被风暴卷去。”则是他为自己的一生做出的总结。法庭上慷慨陈词,拒绝向社会乞求恩赦,毅然走上断头台,使他的形象闪耀出最后一抹光彩。于连的悲剧是对卑鄙堕落的王政复辟时代的控诉,也从客观上否定了于连的人生道路;坚持以自我为中心的英雄主义,用孤立的个人行动和贵族制度特权社会相抗争,只能以失败告终。同时,它也提出了个人发展和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红与黑》从整体上,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了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的社会矛盾,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主要是通过主人公于连和其他人物对客观事物的内心感受来表现的。于连头脑冷静,长于观察、思考、分析、反省。人际之间的金钱盘算,教会的罪恶阴谋,封建贵族的腐朽、权诈,无一不在他内心激起各种各样的反应。斯丹达尔从剖析于连的内心世界,展示他在理想和现实矛盾中的挣扎——包括他的丑恶,从而揭露了现实,并具有丰富的批判内容。斯丹达尔是心理描写大师,自称为“人心的观察者。”左拉甚至称赞他“从来没有人以同样的细心去挖掘一个头脑”。在《红与黑》中,斯丹达尔着力于心理分析的构思,而少有人物外貌、服饰,自然风光,环境细节的描摹。他善于从灵魂深处发掘人物行为举止的动机,和惟妙惟肖地描绘某种感情的细致变化。让读者看到人物在各种境遇里精神活动的全过程。同时,在微妙的心理描写中贯注着充实的社会历史内容。这无疑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明性,和情节展开的真实性、丰富性,都大有裨益。例如作品第九章《乡村的一夜》写于连决心把紧紧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作为一次冲破等级壁垒的壮举,一项英雄的责任去完成。这时的于连还是个涉世不深的年青人,置身于贵族家庭,对自己的命运前途带着沉重的压抑感,充满戒心敌意。一方面,处处提防,谨慎小心,一方面要满足自己高傲不驯的人格要求,和对于上流社会的报复心,以致他把德·瑞那夫人作为一个必须与之决斗交锋的仇敌来看待。作家细致入微地描叙当天晚上那个决定性的时刻将要到来之前,于连的畏怯、惶恐,以及他对自己的激励和恼怒,他的犹豫、等待、焦灼,从而生动地突出了他那既渴望又害怕,既兴奋又痛苦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过分紧张的感情。并用他在终于完成自己的“责任”之后的轻松愉快,来反衬这种压力和感情。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和德·瑞那夫人的爱情生活中,于连经常用这一爱情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他的喜悦、悲哀,纯洁的感情和阴暗庸俗的心理,极其真实地交织在一起。充分表现出他在敏感自尊下面包藏着的深深的自卑感。再如和玛特儿的情场风波。它更多地表现了于连思虑缜密谨慎行事,务求实际的性格,以及那种担惊受怕,又惊又喜的心理状态。在这位贵族小姐面前,他最初是披上一件冷漠和蔑视的铠甲保护自己。因为玛特儿的“爱情”对他说来是一个危险的未知领域,得到玛特儿,他将受益无穷,同时也要担极大的风险。从对情书的处置,应约幽会的前前后后,以及后来欲擒故纵的策略,无处不是他那种兴奋、喜悦、害怕、痛苦……各种情绪融结在一起的反映,以致使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爱情变成了一场艰苦的搏斗。

保王党德·瑞那市长、接近自由党人的贫民寄养所所长哇列诺、教士马土农,是维立叶尔三巨头,他们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出于虚荣心,哇列诺企图从德·瑞那市长手中夺走于连。德·瑞那唯恐失去于连,只得对他百般迁就,而跻身于上流社会的于连对周围环境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和恐惧,时时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他决意占有德·瑞那夫人作为对德·瑞那市长的一种报复,美丽、善良、单纯的德·瑞那夫人心底的爱情被唤醒了,她成了于连的情妇。在德·瑞那夫人的安排下,于连参加了迎接皇帝驾临维立叶尔的仪仗队,并充当陪祭教士参加圣骸瞻拜典礼,这使他大出风头。

正当于连志得意满对前途满怀憧憬之时,德·瑞那夫人在教会、在忏悔教士的迫使下,写信给侯爵,揭发指控于连是专门靠引诱良家妇女,以猎取财富和地位的骗子。这使于连已经得到的一切毁于一旦。他匆匆赶到维立叶尔,买了一对手枪,随即走进教堂,对准正在祈祷的德·瑞那夫人连发两弹。于连当即被捕,被送往贝尚松监狱,以谋杀罪被起诉。

玛特儿为营救于连四处奔走,企图通过和耶稣会教士的谈判达成交易,能使于连无罪释放。对此,于连无动于衷,他对玛特儿的感情已经随着他的野心的消失而消失了。他得知德·瑞那夫人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枪伤,而且仍在关切着他,于是为自己的行动感到深深的懊悔。他在孤独中发现自己也仍在爱着德·瑞那夫人,这是他唯一真正爱着的女人。

斯丹达尔很少把人物孤立起来,用大段的内心独白表现人物,他主要是在活生生的生活里观察和摹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他笔下的人物自然也就是活生生的了。如德·瑞那察觉妻子和于连的私情一段描写,德·瑞那一时怒火中烧,甚至想到:“我能够出其不意拿住这个乡下人和我的妻子,把他们两个当场杀死,……这幕悲剧也许可以洗刷讥笑的耻辱。”他也想过把妻子和于连赶出大门。然而,他又随即想到贝尚松省城里住着妻子富有的姑母,而妻子正是她的财产继承人,这不能不使他踌躇。当妻子暗示她日后将拥有的一大笔财富时,德·瑞那更坚定了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只怀疑而不必去证实。”甚至在若干年以后,妻子和于连的关系完全被“证实”后,他也不曾有过离婚的念头。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被欺骗的丈夫、“戴绿帽子”。这个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和一切资产阶级分子一样,“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写的入木三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红与黑》是斯丹达尔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一块奠基石。尽管在斯丹达尔生前“现实主义”一词尚未出现,但是在今天谈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发展,必然要上溯到《红与黑》。

于连是一个集中了多种矛盾的复杂的艺术形象。他有过人的才华,充沛的精力,热情大胆的气质,勃勃的进取精神。这使他锋芒毕露,桀骜不驯,充满信心,勇于行动。而卑微的出身,在家庭里动辄得咎的处境,又使他沉郁孤独,感情内向,时时感到一种受压抑的痛苦。强烈的自负和自卑相互转换,构成他敏感多疑反复无常的性格特点。

玛特儿·德·拉·木尔,作为朝廷重臣的娇女,玛特儿骄矜、任性、冷酷、虚荣,作为一个极有性格特点的姑娘,她热情、敏感、敢做敢当,富于幻想。正如她的父亲木尔侯爵所说,她是“一位有高贵身世和中世纪骑土性格的少女。”庸俗无聊死气沉沉的贵族沙龙,公子哥几们的曲意奉承,千篇一律的爱情表白,使她烦闷厌倦,她需要英雄气概和冒险行动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她渴望创造奇迹,她甚至认为只有被判处死刑才足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光彩。她说,“死刑足以使人扬名,这是唯一不能用金钱购买的东西啊。”她向往着她十六世纪的祖先曾经有过的那种传奇式的爱情,那种不顾世俗偏见的豪情壮举。于是,她选中了于连作为自己的情人。她从于连身上看到的是坚定的性格,强有力的意志,蕴蓄着无穷的活力。这些是懦弱无能的贵族子弟完全不具备的。她还从于连身上看到在下一次革命里,她将要扮演的角色。于连使她倾倒,而于连对于她的追求却报以冷淡和恭敬,这更大大刺激了她。在于连身上她第一次遇到一颗拒绝屈服于她的高傲的心,一个她无法驾驭的灵魂。“他轻视一切人,这便是我不轻视他的理由。”她自认为爱上了于连,并以敢于投身于一个平民男子而自豪。她把这爱情看作是面对社会和自己家庭的一场勇敢的挑战。她把于连想象成一个丹东,她爱这个丹东,但是一旦满足了罗曼蒂克的冒险,回到现实的考虑,贵族小姐的阶级意识又使她为“失身于一个仆人”而悔恨不已。她的贵族的傲慢,时时在和于连唯恐受嘲弄、受轻视的平民自尊心发生冲突,成为他们获得真正爱情幸福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于连终于以假意追求菲花格元帅夫人为手段战胜了她。因为她赏识于连的骄傲,却绝不允许他骄傲到可以轻视她的地步。由于只关心自己在生命的每一瞬间去做轰轰烈烈的事业,玛特儿甚至把于连将被处死视为是她的“乐趣”和新的生活内容,上下奔走,使出浑身解数为于连请命,这使她得到极大的满足。最后,捧头送葬,更十分鲜明地表现出她那种浪漫和歇斯底里的个性特征。可以设想,在结束这出悲喜剧之后,她会很快开始另一场冒险,继续从刺激中寻求乐趣。玛特儿和于连都是社会的叛逆者,都不甘心被平庸的生活吞噬,一心想充当生活中的强者。他们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互相爱慕又互相戒备,彼此企图征服对方以求得心理上的满足,与其说他们是一对情人,毋宁说他们是人生战场上的对手。

故事是从一八二五年前后开始,到七月革命前夕终结。这一阶段正是法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最后一次严重较量的时期。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政体,摧毁了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拿破仑帝国巩固了革命成果。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大败而归,欧洲各君主国联军节节取胜,步步进逼,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攻入巴黎,四月六日拿破仑宣布逊位,五月三日路易十八在教堂钟声和礼炮声中进入巴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仑从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潜回法国,从法国南部一个小港登陆,仅二十天即抵达巴黎。路易十八仓皇出逃。英法大军在滑铁卢决战,拿破仑战败被俘,被押往大西洋的仓海仑岛。法国王政第二次复辟。王政复辟是历史的倒退。当时法国国土上驻扎着十多万英、俄、普等国占领军,路易十八推行的是贵族、僧侣、大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联合政权。他们“对旧的什么也没有忘记,对新的什么也没有学会”,大肆反攻倒算,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在波旁王朝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主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这一贵族社会在一八一五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竖起了陈旧的法国生活方式的旗号”(《致哈克奈斯的信》),它不仅和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而且也侵犯了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剥夺了他们从大革命中争得的“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复辟政府设立军事法庭和特别法庭,逮捕审讯革命分子。据史料记载,复辟不到一年,就有七万人被判处死刑、徒刑和流放。但是,经过资产阶级政权连续统治二十五年之后,法国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已经拥有相当实力。路易十八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如容忍君主立宪政体,保留一定数量的拿破仑时期的官员和军官,容许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和进行活动等。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去世,其弟间多瓦伯爵继承王位,称查理十世。这个滥用专制权力的暴君执行更为反动的政策,严重触犯了资产阶级利益,反对派大叫“抢劫国民”。查理十世极力加强天主教对人民的统治,颁布反宗教治罪法,恢复教会特权。由天主教中最反动的秘密组织耶稣会教士掌握教育、警察等大权,并有大量耶稣会教士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充当宗教和政治密探。教派斗争、耶稣会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一八三O年七月,由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首先发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集会和示威游行,巴黎工人区也自发举行武装起义,查理十世逃亡,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革命胜利果实被大资产阶级窃取,拥立王室旁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继承王位,称七月王朝。(一八三O——一八四八)法国政权由地主贵族阶级转到大资产阶级即金融资产阶级手中。

在去巴黎之前,于连潜回维立叶尔,夜间由窗户进入德·瑞那夫人卧室和她告别。她再次屈服于爱情。

由于德·瑞那夫人小儿子的一场重病,中断了于连牧歌式的爱情生活。虔诚的德·瑞那夫人认为儿子的病是天主对她的不贞的一种惩罚,就是在孩子病愈以后,她也再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不久,德·瑞那市长接到哇列诺寄来的匿名信,信中揭发他的妻子和于连的恋爱关系。德·瑞那夫人略施小计,使德·瑞那相信这不过是哇列诺出于嫉妒对于连的诬陷。德·瑞那也宁愿相信她是无辜的,因为如果把妻子赶出家门,他会失去日后将要得到的妻子名下一笔巨额遗产。